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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的教授沈奕斐开展过一个讲座叫做《为什么脱单这么难》，这个讲座很详细地给我们说了男生与女生如今为什么会脱单困难，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男生和女生的特性，从而得出结论。我认为讲座非常精彩，因为它从学术的角度对我们脱单这个概念进行研究，从而能够得出一些比较通用的结论，并且指导我们今后要怎么做，才能够更好地去脱单，听完之后会有不少的收获。
如今因为社会节奏急剧加快，对于很多已经出来社会的人来说，很难做到想从前在校园一样能够轻轻松松谈一场甜甜的恋爱。尤其是当自身要面临生存问题，生存压力压着自己喘不过气的时候，就不会想要去谈恋爱。当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如今的网络信息传播的快速与便捷，使得很多人能够从网络上看到更多优秀的人，因此自己的审美与要求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因此对另一半的要求就变高了。
这是人们这么难脱单的原因之一。其次就是如今人们的三观越来越容易受到网络的影响，被网络所带偏。因为网络无时无刻不在给我们灌输着不同的价值观。这也让很多人的三观渐渐变得多种多样，例如有不想结婚、恐婚、丁克等，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想要谈恋爱的意愿。而来自家庭又是另一种压力，很多人都被催婚，于是变得焦虑不安，自然对于恋爱来说也开始有些恐惧。
也正是如此，如今很多人脱单都非常难，一方面是他们的要求高了，择偶的标准高了，另一方面来自社会与网络的价值观对于他们的影响也是导致很多人脱单难的原因之一，而这些也在沈教授的课中提到，不过更加具体更加学术性。
据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的讲座《 中西方文化差异渊源 》部分内容整理出来的，顺序跟视频的内容不同。
文章主要从三个点来展开：契约；理性；逻辑
在哲学之前就有宗教，叫原始宗教，希腊的神话很发达，希腊还发展出神谱学，哲学的前身。那么希腊的原始宗教、希腊的神话，它已经构造出一个超现实的世界。这个世界在奥林匹亚山上是吧？最高的时候叫宙斯，还有诸神。诸神之间的关系有他的道德法则、道德秩序，那么希腊人用这样一种原始的宗教和神话，构造出一个人世间不一样的世界——神的世界，那么构造神的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让人间的秩序有神圣的保证，有神圣性，为什么需要这一点？
古希腊的文明是爱琴海文明，多岛屿的地理区域，不断发生一个部落，为了寻找到更好的自然环境，就到殖民到另外一个岛屿上去。海上殖民的运动频繁的发生，于是不同的部落会在同一个岛屿上相遇。那么他们如何和平共处呢？他们无法像中国人那样按照血缘关系亲族制度来建构社会秩序，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叫 契约 。如果三个部落共居一个岛屿，这三个部落不可能用血缘做基础是吧？因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只能建立契约，但契约是人定的，也可以被破坏。所以一定要把契约神圣，其方法是什么？构造一个神的世界，用神与神之间的秩序、道德来规定人间的秩序，让人间的秩序有了它的 神圣 性，这就是西方哲学之前的宗教的基本任务。
那么这一点告诉我们，在西方哲学起步之前西方的宗教思想已经区分出两个世界了，一个是 现实世界 ，一个是 神的世界 ，一个 此岸 ，一个 彼岸 。它是来自当时的地理环境的特征。然后哲学起步后不久遇到了这样的人物，苏格拉底，后来又有他的学生柏拉图，那么柏拉图建立起第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柏拉图的哲学概括的说叫理念论，他不再用宗教的语言说话，不再用原始宗教的语言说话，他用理性的语言，那么理性的语言也要构造出一个彼岸的世界来，这个世界叫 理念世界 。
比方说什么叫一把锤子？我们说看到这把锤子的特殊的形态，比如这样一个锤子的柄，上面锤子的这个头，那我说这是把锤子。不，锤子不在于它的这样外部特征。我们认识到这是把锤子，因为我们心中本有锤子的理念，那么每一把具体的感性的锤子，其实是对锤子理念拙劣的模仿。
那么大家听到柏拉图这种理念觉得很奇怪——每一个感性的事物都是对理念的不完善的模仿。
比如说这匹白马，那匹黑马，都是对马这个理念的模仿，当然模仿出来一定不完善，有缺陷。
什么叫柏拉图的理念论？他产生一个重要的结论，现实世界是不完善的，因为现实世界都是由感性事物构成的，而这些感性事物都是对理念的不完善的模仿，天下没有一把具体的锤子，可以宣称为锤子之理想。假如一个丹麦人举起他们所造的锤子向全世界各民族宣布，这是唯一真正的锤子，说话很荒唐对吧？
感性事物都是对理念的摹仿，而且不完善。于是一个重要的结论来了，现实世界的缺陷都来自什么？它跟理念之间的差距。
所以世界应当被改造，我们中国人没想到过改造世界，各位，西方人自从柏拉图思想成为传统以后，改造世界的要求不断地提出来，为什么？现实世界被发现有缺陷，怎么会发现的？因为心中有理念，拿理念来对比现实，现实不就有缺陷了吗？有了缺陷怎么办？改造它，让它更接近于理念，这叫进步。
我们今天的锤子跟原始的锤子形态差别很大是吧？我们有了碎压机，叫现在的锤子，形态上跟最初的锤子差别很大，但是我们要知道现代的蒸汽机也罢，碎压机也罢，代表着从原始的锤子直到今天锤子的进步是吧？这个进步谁带来的？我们心中的理念比照出现实的缺陷，然后纠正这个缺陷，克服这个缺陷带来的。所以西方一定提出，历史进步了。
世界应当被改造，因为它是不完善的模仿，要求克服它的缺陷，每一次克服就带来一次进步。理念让西方文明跟中华文明有根本的差异。我们中国人可曾想过要改造世界，今天想了是因为受西方影响，以前只想到天人合一。
不断地修改，不断地改造这个社会，包括自己的人生有许多缺陷，许多缺点怎么办？改造它。改造论、改造的观念来自柏拉图主义——理念论，那么中国人也像西方人一样不断改造，改造自然，也改造社会，包括改造自己个人的生活，不可能，各位你后来才知道不需要改造，改造是很荒唐的事情。
由于西方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西方，愿意发展出资本的要求，愿意发展出技术的改造自然的要求。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在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当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什么体现呢？它可以创造出自然界本来没有的东西。
比方说泡泡糖，自然界中本无此东西，所以你在吃泡泡糖时一定要注意的，你咀嚼完了之后不能咽下去的，因为它不可代谢，你必须把它吐出来。
很多事物追溯渊源要追溯到理念论的。因为它构造出自然界中本来没有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一旦造出来，它无法进入自然界的循环中。今天叫白色污染，对吧？白色污染只可能产生于西方文明，怎么可能在中国产生呢？这是不可能，因为他的对世界的理解不一样。
我相信今天当我们看到父亲父母亲把孩子告到法庭上去，或者孩子把父母亲告到法庭上去，或者兄弟姐妹彼此对簿公堂，无论哪一方胜诉了，胜诉的一方绝不会有幸福感，各位同意吧？ 法的理性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的价值基础。
中国是未来所谓法治的国家，不要把它想象成所有的人际关系的矛盾和冲突都是用法律的原则来处理的，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假如我到一个饮食店里边喝一碗豆浆我都在担心这个豆浆里边有没有危害我身体健康的要素，或者我发现了我怎么我告。如果是这样的生活，日常生活的问题都要用法律的诉讼来解决的话，想想看比方说一个上海要多少个法庭。
日常生活的危机不是靠法的理性，也不是靠资本的逻辑，靠一个民族的伦理精神。
绝对安全使用核能，那么它有一个前提——人不会犯错误，但人是会犯错误的动物。
人不能以为自己在理性的武装之下就可以不犯任何错误，达到完美和无限，这不可能。人归根到底是有限的，他被虚无包围着。
所以这样来看，哲学的命题和宗教的命题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共同承认人是会犯错误的。而在核能的运用上一旦犯了错误，其后果是无法收拾的。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站在大地上的绝不是我们头脑的理性，而是生命情感。西方的哲学把人类心灵当中的情感放得很低——第一等级理性，第二等级意志，第三等级才叫情感，放得太低了。他们对人生、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是罗格斯中心主义，中国哲学恰好是相反的，把生命情感提到根本的位置上来，我们想想这个道理对不对？
驱使我们去行动的，并且让我们的行动是合适的，让我们的行动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带来的不是破坏和灾难，而是带来的是和谐和幸福的话，肯定是我们生命情感的运用是正的。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用冷冰冰的理智思考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是无时无刻不在情感之中的，我们不是恰好拥有了一份欢乐或者拥有那份悲哀，而是当我欢乐的时候我就是这份欢乐，当我悲哀的是我就是这份悲哀，而不是我有一个冷冰冰的与情感无关的心灵的实体，此刻恰好处于悲哀的状态，然后把这个状态排除掉。没这种事情的，生命情感是方方面面，构成了我们的心，他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知道西方的逻辑要推理是吧？那么推理里面比较典型的就亚里士多德讲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好，那么大前提和小前提所用的概念当中要有一个中间性的概念，然后推出的结论在形式上肯定正确。
那么你的每一个推论的前提，这个大前提来自哪里？来自前面另外一个推论，好，那么另外一个推论的结论成了你这个推论的前提，那么另外一个推论的前提又来自哪里呢？再往前走，还有一个推论，还有一个推论是这个前提的来历，你往前走，你终于会找到什么？有这样一个推论，它的前提不是推论的结果。
假如每一个推论的前提都是另外一个推论的结果，我们将无穷追溯，到后来你总会找到这样一个推论，它的前提不再是任何推论的结果，他一定是哲学。中国哲学典籍给出的是什么？全是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拿它来做前提的那些真理，然后再来推理。他给的是什么？他之所说及他之所见，这个见是什么？心灵的见到。
一句话很简单，比方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讲的两句话你已经老早就知道了，懂了还是没懂？你就问老子为什么反者道之动，你推给我看看。老子说我看到的就是反者道之动。他不是任何推论的结果，他就是对这个世界的直观的判断，然后你再推就可以推出很多东西。
什么叫反者道之动，就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必然走向他自己的反面。
由于这一点让中国中华民族有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是其他民族无法跟我们比的，什么智慧？在最黑暗的时候，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中华民族对未来保持住它的信心，为什么？——黑暗即将过去。他一定走向自己的反面，光明一定在前面，所以我们这个民族伟大，同时它又让我们这个民族在最辉煌的时候，最得意的时候保持着必要的警觉，为什么？事情正在走向反面。
各位读过黑格尔逻辑学吧？那是一个一个范畴推演的，每一步的推演在逻辑上是严密的，无可指责的。但是读者一定理性的思考，一环一环地跟上去，出不得半点差错。面对着黑格尔的逻辑学，如果你失眠，打开逻辑学，很快昏昏欲睡。
为什么？因为你无法段在长时间里保持理性的清晰，你不可能激动起来，你就在那里推理，推到后来你受不了了，受不了眼皮就重了，睡着了。这就是西方哲学的著作，锻炼我们的头脑，把我们的理性思考训练得十分彻底和周密，其效果跟学数学差不多。
中国哲学的典籍滋养我们心灵的，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心灵本身的种种生命情感。你读得懂这一段是因为你有过这一份生命感受，你读不懂那一段，你的人生还没有这份感受在，那么你把它背出来就可以了，以后会懂的，怕在你什么都没有，这叫童子功。
所以我们中国的国学的教育传统就是从小孩抓的，抓的时候不是让他理解，就让他背。我们觉得这个方法太机械，太不好，不像西方这个学习教育一套方法都是以理解做前提的，你怎么可能在小时候理解儒道佛的经典，它里边没有严密的推理。严密的推理、范畴的演绎小孩子也能学，是吧？有的人数学天赋好，可以很小的年纪就能懂高等数学了，这事情也没什么奇怪，智商比较高。
所以中国哲学的著作，它的文字表达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充满了形象、比喻、例证，暗喻，有文学的价值，并不是把它推理出来的，是直接告诉你的，你不接受你慢慢去体会，跟我没关系。中国古代的圣人把它直接所见就说出来了，这叫直觉的真理，西方哲学是推理的真理。
通识教育是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热门话题，反映了人们对人才培养的问题的广泛关注，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一、通识教育理念在不断发展
“通识教育”的概念源自于欧洲的自由教育，它的成形则在美国，确切地说是美国大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适应性的产物。“每当美国高等教育出现危机，面临迅速变化时，通识教育总是被看作应付这些挑战进行革新的催化剂”。
以哈佛大学为例，在哈佛大学300多年的历史中，围绕着通识教育的推行，有过四次大的改革。19世纪末，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推动全面实行选修制，引起了美国大学教育的一场“革命”。他认为，大学应该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让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科目，这可以进一步培养和训练他们的自我责任感，他们步入社会以后会将这种责任感发展成对社会的责任感，这才是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课程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课程的过程本身。
第二次改革在20世纪初， 1909年，劳伦斯?洛厄尔接替埃利奥特就任哈佛大学的校长。为了完善自由选修制，他开始推行“集中与分配制”，以避免学生选修的随意性，并引进了英国的导师制，实施了独立学习计划。他的基本理念是要在尊重学生学习自由和指导控制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二战以后，科南特校长推动哈佛进行了第三次本科生课程体系的改革，他组织委员会进行调查，发表了著名的红皮书《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明确将“普通教育”定义为“首先将学生教育成民主社会中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那一种教育”，强调普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继承人类的知识财富。新的课程体系要求每一位学生必修以下三门课程:“文学名篇”、“西方思想和组织机构”以及任一门物理学或生物学方面的课程。除此之外，还必须在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个领域各选一门全年的课程。这样构成了有利于达到更为一致的价值体系。
1978年，哈佛大学推出《核心课程计划》，再次吹响了通识教育改革的号角。他们针对当时高等教育中过于偏重实用主义的倾向，提出要将学生培养成“有能力有理性的人”。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他们建立起一套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涵盖“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道德推理、量化推理、科学、社会分析”等七个方面的内容。要求学生必须在每一个方面各选一门课。并设立了核心课程独立的管理和师资实体。核心课程的建构，就是要使学生了解人类组织、运用和分析知识的方式和手段，以达到培养学生的智能和思维方式的目的。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从西方引进的，通识教育与大学制度一道也被引进。但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之下，通识教育理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民国初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要培养“硕学闳材”，要“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主张文理“兼习”。只是在当时救国图强、求才急切的环境中，这种主张不可能得到切实的推行。“经世致用”更为人们所接受，连当时以西方教育制度为楷模的教会大学，也不得不变通地大量开设实用科目。重视专业训练，传授一技之长，是当时中国大学普遍的现象。
到20世纪30年代，一些在西方大学受过良好教育的归国之士，看到了过于重视专业培养的弊端，大力呼吁通识教育。在这方面，我想特别提一提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先生，他是清华早期的留美学生，接受了美国的通识教育思想。但他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去努力探索，推动通识教育的实施，发展了通识教育的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华创办之初，他担任教务长，就提出大学本科四年的课程应当按先通后专来设置。第一年实施通识教育，第二年再进入专业领域。1931年他当校长以后，进一步主张：“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抗战时期，他发表了《大学一解》，更加鲜明地提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通重于专”。他的这些理念付诸实践，使得清华大学的人才培养在当时独树一帜。1933年曾经针对学生过于重视实用学科的情况，实行新生入学不分专业的制度。这种课程结构模式后来也为西南联大所继承。当年的清华、西南联大培养出了许多大师级的学者，跟它们的通识教育应当是分不开的。也正是梅贻琦这样一批有识之士的积极倡导，通识教育的理念开始在中国的大学生根。
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通识教育都是大学应对时代和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时代和社会在变，通识教育的理念也要随时而变、应地而变，不变的是它对教育本然价值的追求，这个价值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二、通识教育面临的现实课题
教育的本质乃是培养健全的人。蔡元培先生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潘光旦先生指出，“教育的理想是在发展整个的人格”。就这一意义而言，本然的教育即应该是通识教育。然而，在一段时期里，我国的高等教育偏离了本然的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院系调整，行业化办学、高度专业化培养成为办学的基本形式，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相适应的，培养了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大批人才，满足了国家工业化对科技人才的要求。但是，高度专业化的培养模式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狭隘的功利主义忽视人的全面发展，不符合现代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改革开放以后，确立了实是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高度专业化培养模式的弊端也越来越显露。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知识创新不断加速，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更加突出。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重新认识通识教育的意义，使大学教育回归本然的价值追求，这是我们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基本出发点。
我认为，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大学教育面临着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第一，人文精神缺失。
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重技术轻人文、重知识轻心智、重物质轻思想的倾向，很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发育和生长。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这种社会弊病很容易发生。另一方面，我国传统观念中“学而优则仕”的功利思想根深蒂固，近代 “唯科学主义”也很有市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曾经广为接受。加之社会市场转型所带来的功利价值追求，使得人文精神被严重漠视。
大学是社会的良心，人文精神缺失固然有其社会原因，但是坦率地说，教育是有责任的，特别是大学教育，负有一定的责任。高度专业化的教育模式，培养目标长期局限于专业技术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长此以往，又强化了学生的专业化依赖和社会对大学的专业化模式的定势认知。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习得的都是些一鳞半爪的知识片断。这种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没有机会、没有能力甚至也没有愿望，去了解和思考越出专业知识层面的某些超越性的问题，更不用说那些事关安身立命的终极性问题。如果说，物质至上的浮躁而功利的社会思潮泯灭了青年们尝试更广泛和更深层思索的动机，畸形扭曲的高度专业化教育模式则是扼杀了青年们进行这种思索的能力。
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正在积极谋求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必须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高度着眼，重视人文精神的养成和发展问题。爱因斯坦曾经十分精辟地指出，“通过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的鲜明的辨别力。”
大学必须为自己寻找出路，必须为人文精神寻找出路。通识教育正是通往这一出路的大门之一。通过打破传统学科畛域的壁垒，通识教育能够向学生展示远为广阔的知识图景，极大地开阔学生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冲动；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通识教育能够让学生领略人类思想的深度和力度，帮助他们接受心智的训练并感受其中的愉悦；通过引导学生进行人生与社会等方面的反思，通识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帮助他们养成健全而有力的人格。经受了这样的通识教育的训练的青年，人文关怀将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人文精神将成为他们的一个标志。当这样的青年越来越多的时候，人文精神必将实现它的辉煌的回归。就此而言，通识教育乃是对人文精神缺失的强力反拨。
第二，创新动力不足
为什么几十年来大师稀少？这是社会对教育的质询。有人认为，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使学生成为了训练有素的“考试机器”，泯灭了探索的兴趣。有人认为，对独生子女的过度保护、过高的家庭功利期待，使学生缺乏勇于探索的精神，缺乏创新的追求。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大学教育更有责任去激发学生的兴趣，点燃学生创造的欲望，为他们提供创新的燃料，培养创新性人才。
很难为“创新性人才”给出一个精当的定义，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汲汲于知识的一隅、对专业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的人，绝不可能成为创造性人才。
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真正具有创造力的大师级人物，大多具有多个领域的深厚修养和造诣。许多时候，不同领域之间的跨度之大令人叹为观止。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小提琴家，这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佳话。有人甚至断言，“在我看来，爱因斯坦如果不会拉小提琴，可能不会想出相对论。”
1989年Nobel医学奖得主Harold Varmus，在近30岁以前一直主修文科，并取得文学硕士学位。1966年，即他37岁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68年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从事环－AMP对细菌基因调控方面的工作。1970年在旧金山加里福尼亚大学做博士后，1979年受聘为加里福尼亚大学微生物系教授。1984年为美国癌症学会的研究教授。1993年11月受美国总统克林顿任命，担任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
Edward Witten在Brandeis University主修历史，并对语言学有着浓厚的兴趣。1971年毕业后，他为George McGovern竞选总统效力，还曾在《国家》和《新共和》上撰文。他现在是主导着全世界理论物理（尤其是超弦理论）前沿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领军人物。他曾荣获卓有声望的麦克阿瑟研究员职席(有时被新闻界称为“天才奖”)。他的研究工作派生的结果深深地影响了数学界，1990年，他获得了堪称数学界的Nobel奖的Fields奖。他之所以尚未获得Nobel奖，是因为超弦的存在目前尚无法进行直接的实验验证。
类似的例证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群体中也不乏其人。复旦的老校长苏步青先生的古典诗词和书法造诣独树一帜，多方推崇。李政道先生、杨振宁先生都有着很好的文化修养和艺术修养，他们在很多大学讲授的是科学与艺术方面的课程。胡适先生的学生中有两个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饶毓泰教授后来培养出了吴大猷，后者又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胡适先生自陈“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通识教育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必然要求。创造性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独立的思考、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和博大的胸襟抱负等素质，都是在通识教育的坚实基础上方才能够得以造就的。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指出，无论学习什么专业，都应该对专业以外的学科具备必要的常识，只有这样，“才有资格做一个完整的现代人，并具备综合判断的能力”，而传统考试与教育制度的流弊则是“造成一种所谓‘对很多事情知道得很少，对很少事情知道得很多’的‘专家’。这种专家只有很狭隘的专业或纯技术观点，却无法妥善处理专业以外的重要问题，甚至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样的“专家”，当然不可能是创造性人才。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的动力源泉，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我们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在这个意义上，推行通识教育势在必行。
第三，素质结构失调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提前实现了大众化。大学生多了绝对是一件好事，从大学生占人口比来看，我们国家的大学生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但是，这几年就业形势却不太乐观，问题出在哪里，因素很多。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不适应。大学是要培养专业人才的，但是，社会发展瞬息万变，大学专业培养不可能完全跟着跑，我们要培养的是学生的基本素质，使他们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的能力、健全的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通识教育应当大力提倡。
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有人以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是完全不相容的，这是一种误解。其实，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通识教育所排斥的，只是当前被高度片面化和极端化的专业教育，它并不排斥科学合理的专业教育。科学合理的专业教育，不仅能够给学生以严谨的专业知识和严格的专业技能训练，还能让学生分享深入人类某一精神活动和智力领域的经验，帮助学生养成不懈探索的学术精神，锻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学生而言，学会以学术的方式来思考问题，是一种非常必要的修养。一个学生在某一学术领域中所获得的精神探险的经验，会成为他终身受用的素质。即使他以后并不从事所学专业领域的研究活动，但他却可以是一个有学术精神的实际工作者，他能够以一个学者的态度来思考实际的工作问题，他拥有超越一般从业者的思想能力。这样一种的专业教育，乃是一种贯彻着博雅精神的专业教育，它与通识教育的精神并无二致。通识教育绝不是去造就空想家，而是要造就具有怀疑与批判精神、创新勇气与能力的善于思考和探索的人。在这个意义上，通识教育并不绝对地排斥专业教育；反之，贯彻着博雅精神的科学合理的专业教育，也一定不排斥通识教育。
二，知识传授与心智训练的关系。人才培养要适应社会的需要，关键在培养学生的品格、能力和智慧。有一种对通识教育的庸俗化的理解，认为通识教育就是拓宽知识面，增加若干概论性质的或者人文方面的课程。这是对通识教育的一种极其肤浅的解释。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让受教育者了解不同知识的内在统一性和差别性，了解不同学科的智慧境界和思考方式，从而达到对客观对象的更高境界的把握。也就是说，通识教育的一个重大追求，是使学生在融会贯通中汲取智慧，获得心智的训练和提升。物理学家吴大猷指出，“教育的目的，不只限于知识的传授，尤其是高等教育，其主要任务是教育学生思考”，为此，“高等教育的重要责任是将人文学与科学间的鸿沟盖接起来”。他认为，科学的要义是追求真理，科学的内容不仅包括知识，还包括智慧，“是‘知识和智慧’不可分的一体。片断个别的知识，如缺乏了各种知识的融会关系，则不构成科学。”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曼教授认为，物理教学不仅要教学生如何记住物理学结论，更重要的是了解和掌握物理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学习让学生感受到物理学中的奥妙，养成自己独立思考的习惯，敢于大胆发表自己原创性的思想。其实，不仅物理学的教学是如此，通识教育理念指导下的任何课程的教学都应如此。帮助学生掌握学科的研究方法，让他们在感受科学探索的奥秘和愉悦的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和敢于创造的习惯，就是对学生心智的训练和提升，就是人文精神和精神世界的闪耀和张扬。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心智训练比知识传授更重要。
三，共同要求与个人选择的关系。现代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多样化的人才。面对魔方般的世界，我们必须让学生学会选择。通识教育为实现共同要求与个人选择的和谐提供了途径，它既表达了对人才的共同要求，又给个人留下了选择的空间。在多大程度上求同，在多宽的范围内允许选择，这却是一个需要很好思量的问题。选择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满足个体的兴趣，激发学习的动力，但也会给“懒汉”以借口，给“势利”者以可趁之机，从而使通识教育的目的化为乌有。哈佛大学曾经要求学生在核心课程的选修中，选择一个与自己未来专业期望最远的门类，可谓用心良苦。其实，让学生学会选择，这本身就是通识教育的一个目标。我们需要在引导上下功夫，而不必在限制上锱铢必较。因此，通识教育要求我们真正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观念，真正把学生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一切从学生出发，尽最大的可能，为学生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而这本身亦即对学生的一种人文精神的熏陶。
大学教育面临着社会的种种挑战，无论社会如何变化，我们不能忘记了自己的根本任务。以尊重和满足人的本质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的通识教育，正是大学维护教育本质和大学使命的一种努力。
三、我们的探索与实践
推行通识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逐渐形成趋势，这反映了社会对人才培养的普遍要求。尽管每个中国大学对于推进通识教育都有自己的理解，但对于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未来，我们所有的大学却有着共同的使命和义务。我们要努力为社会构建一种自己的大学教育理念，在这种理念中，大学承担着民族文化精神继承和创新、为民族伟大复兴培养一代新人的神圣职责；在这种理念中，培养学生的思想精神是大学的首要使命，它不受其它功利需要的排斥。我们希望培养能够关心人类命运、关心社会发展、关心百姓疾苦的未来社会的栋梁之才。作为一个校长，我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个使命的重要性，这是我推进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的力量之源。
当然，通识教育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就像每个大学都自己的教育思想与特色一样，每个大学的通识教育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体现着自己的社会认识、教育理念和培养定位。而所有大学不同的通识教育实践，则构成了全社会的教育资源和力量。所以，每个大学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对于大学内部来说，推进通识教育其实是系统的改革，它包括教育内容体系与课程结构的调整，涉及课程组织与选课制度建设，涉及教师的观念转变与能力建设等。所以，大学推行通识教育需要一个全面的策略，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自身的实际条件，精心安排设计教与学的关系及其调整办法。
1．推进通识教育的核心任务是课程改革。十二年前，复旦大学提出了“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求创新”的理念，将当时全校60多个专业划分为14个大类，实施“通才教育，按类教学”，打通了同一大类专业的前期课程。四年前，进入本世纪，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大学本科教育是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的观念，组织全校教授开展文理教育大讨论和课程设置调整，构建了综合教育、文理基础教育、专业教育三大课程板块，形成了以综合教育和文理基础教育为主要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其中综合教育课程包括人文学科与艺术、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自然科学与数学三大组，它们的设计意图包括推进跨学科教学、适合所有低年级学生选修、具有综合的训练要素与目标、增进师生交流、引导低年级学生开展学术研究等。目前每个部分至少已经开出了70多门课程。在这些课程的设置上，我们特别强调宽度与深度的结合，即通过这些课程，不仅向学生展示不同领域的知识图景，而且强调通过严格的学术训练，让学生深入理解不同学科的思想与方法。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将始终是我们推进通识教育的核心任务。
2．推进通识教育还涉及到体制改革。在原有的体制下，实施通识教育，实现课程结构与培养目标的调整，不是一件方便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学生不仅以学习专业知识为主，而且还受到专业院系的管理，他们容易得到的修读指导主要来自于院系，而院系开设的课程主要是从专业着眼。所以，2005年，我们在体制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我们成立了复旦学院，新生一进学校，不分专业，全部直接进入复旦学院，进行一年的共同学习。学生在复旦学院的学习包括全校性课程修读计划、素养拓展计划、课程补习计划和大学导航计划，并接受全校性的学业指导和生活安排。复旦学院的方式为通识教育课程的组织与修读提供了体制上的便利，使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与学生的培养管理体制有效结合，并为进一步修订和完善通识教育课程提供了环境。同时，我们成立了“通识教育研究中心”，它是一个全校性的研究机构，没有专业属性，这便于它围绕学校的通识教育实施方案，探讨有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如高等教育的基本内涵与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学生、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大学学术研究与本科教育的关系，本科与高中及研究生教育的关系，中国教育传统与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关系，公共教育与个性培养的关系等等。与此同时，它将系统地考虑学校的教育目标与任务。最近，我们正在积极研究和推进新一轮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不断完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提高通识教育质量。
看起来，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推进，从知识到课程，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管理制度，都可能要走“拓宽”之路，打破现有的体制局限。在复旦学院中有四个书院，这是一种住宿单位，所有新生不分专业，共同接受全校性的学业指导和生活安排，学生的交流机会增加了，视野拓宽了，对专业的认识更加理性了，自我认识也加深了。今年，新生转专业的需求已经小于学校提供的机会，事实上这个机会是很充分的。
3．学生的招生与录取。推进通识教育不仅限于教学和培养环节，它还要求按照这个理念来选拔学生。招生选拔是人才培养中的重要环节，在招生选拔中推进通识教育思想，对消除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狭隘的专业观念和对大学教育的功利的价值取向，转变应试教育模式，具有特殊的意义。今年，复旦大学实行自主选拔招生试点，我们推出了区别于高考科目的综合考试与相应标准，引导中学生注重全面素质发展。我们在面试中提出着重考察学生社会价值观、学术素养与潜能、组织能力等基本原则，强调高中生的知识面、思想活力和表达能力。这些要求，都是出自于我们通识教育的思想和目标。
《复旦大学2006年自主选拔录取改革方案》于2006年3月2日正式公布后，6300名考生报名参加“申请资格测试”，5837名考生参加了3小时的笔试，内容涵盖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政治、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等10门高中主要课程。1192名考生获得了向我校提出入学申请的资格。1169名申请者接受面试选拔。298名申请者获得了预录取资格，290名学生书面确认接受预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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